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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段時間以來，IBM深圳工廠、廣東東莞裕元鞋廠、家電企業格蘭仕、湖南常德沃爾瑪分店等連續曝出勞資糾紛、工廠停工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註。那麼如何看待當前勞資關係的形勢？在處理集體勞動爭議時，政府應發揮怎樣的作用？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常凱。
　　勞動關係的集體化轉型
　　記者：我們看到，最近連續發生了多起勞資糾紛、工廠停工事件，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前勞資關係的現狀？
　　常凱：2008年，三部法律——— 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就業促進法開始施行，對我國勞資關係法製程度的提高發揮了基礎性作用。
　　不過，這幾部法律主要是調整個別勞動關係，即工人個體與企業的爭議，而對集體勞動關係，即一旦工人集體與企業發生勞動爭議，應該如何處理則比較薄弱。實際上，引起大家關註的往往是集體勞動爭議。而且我認為，當前我國勞資關係正體現出一個新的重大趨向，就是勞動關係的集體化轉型。
　　記者：能否更具體解釋一下這個集體化轉型的內涵？
　　常凱：所謂勞動關係的集體化轉型，就是勞動關係的結構，已不僅僅局限於個別工人和企業，而是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工人的集體和企業之間。並且，當下的許多集體勞動爭議與以前一些工人的集體行動在性質上也不太一樣，以前更多的是由於侵權所引發。
　　比如最低工資沒有達到，沒有上社保，或者勞動保護出現問題等，工人採取集體行動是一種對權利的被動維護，可以通過訴訟的渠道解決；現在則不同，工人集體行動不僅是因為侵權，相當程度上是要爭取新的利益，比如要求提高工資等。
　　實際上企業只要給了最低工資就不算違法，那麼工人有什麼理由要求提高工資呢？工人的理由就是認為企業存在不公正問題。而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資決定，不應該是資方單方面的，勞動力供求雙方當然可以討價還價。
　　記者：處理這樣的集體勞動爭議，我們現在在法律法規上恐怕還沒有做好準備？
　　常凱：是的。我國法律上雖然有工資集體談判、集體合同的規定和要求，但現實中很多時候只是走個形式，要不然不能解釋集體勞動爭議為何頻頻發生。而且，這也只是一種預防性措施，預防的效果也不太好，這就帶來問題，一旦出現了集體勞動爭議，我們按照怎樣的法律法規來調整、來處理？現在這方面相當欠缺。
　　經濟轉型期的考驗
　　記者：當前勞資糾紛在地域上、行業上表現出怎樣的特點？
　　常凱：勞資糾紛在地域上的特點還是比較明顯的，主要集中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因為這些地方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工人的權利意識與此密切相關，另外工人集中程度也比較高。
　　從行業來看，傳統製造業，工人集中的地方，也是引發集體勞動爭議最多的地方，比如汽車、電子加工、服裝、製鞋等。
　　記者：您提到的這些產業，很多是處於轉型階段。那麼如何看待經濟轉型期對我國勞資關係的影響？
　　常凱：經濟轉型確實給勞資關係帶來很大的考驗。以往中國製造業普遍利潤很低，企業為了拿單子競爭很激烈，它們也有它們的壓力，所以拼命壓低工人的工資。可是現在工人不接受了，就容易引發勞資糾紛。
　　另一方面，經濟轉型期很多企業要兼併、撤銷、關停、搬遷等等，這種調整，不是個別工人解除勞動合同，而是涉及一批工人，特別容易引發集體勞動爭議。
　　記者：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是否也成為當前勞資關係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常凱：現在許多停工事件，都是二十多歲小伙子、小姑娘在參與。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大部分是跟著父母在城市長大，有城市生活經驗，有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寬的眼界，而且權利意識很強。
　　政府須走出認識誤區
　　記者：在許多集體勞動爭議處理過程中，都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您如何評價當前許多地方政府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常凱：我認為，對集體勞動爭議，包括工人的停工，政府在認識上首先要有一個準確的把握。實際上，這種爭議就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糾紛，完全可以用市場化的方式去解決。但現在有些地方政府不這麼看，一旦出現集體勞動爭議，他們第一反應往往是群體性事件，然後就以維穩的思維和方式去解決。
　　記者：那麼政府應該怎麼做？
　　常凱：政府應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衝突很正常，只要不影響公共秩序，它就是單純的經濟糾紛。
　　那麼政府怎麼做呢？有人主張退出，我不這麼看，我認為政府恰恰需要主導。因為目前來看，中國勞資雙方都不成熟，政府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
　　但政府並不是站在哪一方，要求工人復工，或者要求老闆漲工資，都不合適，政府應該是搭建平臺，讓雙方協商處理。這一思路更準確的表述是：政府主導，勞資協商，法制解決。
　　記者：針對這一問題，我國在法律法規上會否有所突破？
　　常凱：我同人社部領導和相關司局有過很多溝通，他們都認同上述思路。有領導也提出，如果立法上程序太多，能不能先搞一個部門規章，規範政府、企業、工人、工會等幾方的行為，為處理集體勞動爭議提供指引。(半月談)
　　（原標題：政府搭建平臺 市場方式解決）